“理想主义者”陆天明

记者：李静

见到陆天明是在他即将住院前的几个小时。连续数天高烧，他本以为到了约定采访的那一天，烧该退了的，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不但没有好转还需要住院。但他不愿意因为身体原因更改定好的采访计划，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今年临近80岁的陆天明，写作已经超过50年，最让人熟知的身份是小说《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反腐电视剧编剧、作家以及知名导演陆川的父亲。不久前，他出版了封笔之作“中国三部曲”之二《沿途》，这是一部被他视为以“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而写就的作品，他想要为一代人立传。

陆天明。摄影/《环球人物》侯欣颖

那一代人经历过太多跌宕，见证了许多更迭，他们的故事里有人性的复杂与幽深，也有独属于他们的“光辉岁月”。很多人在艺术作品中描述过，有些陆天明很欣赏，有些他不喜欢，他有自己的视角。因此，他说：“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陆天明想告诉人们，曾经有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可以忘记自己，只以崇高和无私为己任，尽管今天，那样的理想看上去太过于“无我”，尽管他也承认，每一代青年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往往都在扮演着半是同谋者半是受害者，半是创造者半是受益者的角色”。

“理想主义者”

下决心酝酿“中国三部曲”时，陆天明正“火”，《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几部反腐热播剧使他和周梅森、张平一起被称为中国反腐剧的“三驾马车”。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来敲门，说“你给搞一部电视剧吧”，油水都不小，只要陆天明点头，资金是现成的。电视剧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纯文学创作。

但他不想再写电视剧，他总有一种预感，可能来不及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自己没有时间了。70岁时，他已经出版9部长篇小说，担任编剧的几部电视剧拿遍了中国电视剧的各类奖项，他决心停下所有的创作和任务，把剩下的这点时间留给自己，写一些心里话，写一部“如果再不写就来不及了”的小说。

“中国三部曲”展现了谢平、向少文、李爽三个上海知识青年几十年间的人生沉浮。三部曲之一《幸存者》讲述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带着纯真的理想主义投身于边疆建设，经历的磨砺与伤痛，此次出版的三部曲之二《沿途》承续上一部的脉络——尘埃尚未落定，崭新的时代来临，他们又从西北边地回到京沪等大城市。陆天明在扉页中写道：“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与不幸都缘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漩涡中。”

作家们的处女作往往是写自己，陆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第一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就有自己的经历和影子，在写过一系列经济题材、反腐题材、军事题材小说之后，他让自己的封笔之作回归到写自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代人对这个时代是有话要说的，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我们怎么跟着这个时代在‘折腾’，这些经历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桑那高地的太阳》发表于1986年《当代》杂志，叙写了上海知识青年在边疆农场的遭遇，小说相当一部分内容来源于陆天明的真实经历。陆天明有着不同寻常的青春时光。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是第一批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建设的青年学生，他们带着纯真的理想——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报名要求16岁，陆天明偷偷修改户口本，且注销了上海户籍，他没想过再回上海，14岁少年心里惦记的就是要扎根在农村。在安徽农民家，苦得紧，干得累，每天的伙食只有两碗稀饭。不到三年，这个年轻人就累垮了身体，因为吐血被特批调回上海。

养病的三年，他上午去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就泡在上海图书馆，文学功底得益于这段时光，他后来总开玩笑说：“我的中文系是养病的时候在上海图书馆读的。”图书馆里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也成为他的精神补给，他后来对比了俄罗斯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差异，后者强调实现自我满足，而前者的主流价值观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谋幸福，这无疑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合流。

于是，养好病的陆天明又开始不安心，听说新疆兵团要动员10万上海青年支援边疆，他像是弥补遗憾般地报了名，跑到更远的新疆火焰山。当时需要先坐没有卧铺的火车五天五夜到乌鲁木齐，再往西240公里，才到达他所在的农场。

“当年为什么这么热血沸腾，现在的你们可能理解不了，是不是觉得很可笑？”陆天明问记者。把自己那一代人称为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儿子陆川曾评价他们那时候是“狂热”，他觉得这词不准确，他想了想，觉得没法用一个简单的词去概括他们这代人。当时动员去新疆兵团，3万人报名才批准1万人，不少人写“血书”，要求走。他在农村的寒潮中发高烧，退烧醒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秧苗怎么样了？”

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引用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句话：“不光是一种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也许，每一代人都不能逾越时代给予的特点和生活轨道。伤痕文学将他们描述为受害者，他觉得并不全面。

在1968年下乡到“北大荒”的作家梁晓声眼中，更早下乡的陆天明们和自己那批知青还不太一样，“他们下乡的时候心里怀有相当充分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那时还没有运动。”因此，梁晓声认为，他们不完全是狂热，而像是1949年以前那批肯于为国家命运献身的青年们信仰基因的延续和体现。等到梁晓声下乡时，它已成为运动，一些人有了现实考量，另一些人也有不得已。

“我们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几番思索后，陆天明这样复杂地定义这代人，“我们经历的事情只有我们来说，我们不说，别人说不准确，可能也说不了。”这样才会有“三部曲”，他在小说里折返历史现场，以自身参与和见证的经历，试图把当年的理想诠释清楚，讲给后人。

“写作不能脱离社会”

新疆的条件比安徽更苦，最初的日子，陆天明和另外十几个上海去的男生一起住半地窝子，睡在铺着麦草的地上，但看了几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的年轻人，在精神上感到开心且坚定。他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了地道的西北人。1971年出生在新疆奎屯的陆川回忆起那段童年生活时，已经不能清晰记忆起父亲的面庞，但是仍然记得他的喜悦和力量。

但其实，真实人生的混沌已经开始在理想主义的光芒之外显露。困顿、挫折和没有答案的问诘，他在后来的日子通通写进《桑那高地的太阳》，当时，成为他精神支柱的仍然是阅读，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俄罗斯文学。在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中，都可以隐约看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子。

1971年，在号召之下，他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扬帆万里》。1974年，这部话剧代表新疆进京汇演，获得巨大反响，他和全家也因此被调入北京，进了广电部大院，成为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的一员。

在陆川印象里，那时的父亲是一个总沉坐在书桌前的背影，稿纸写了一摞又一摞，名字开始出现在《当代》《收获》这样的文学杂志上。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搓麻将，也不上山头不进圈子，写作以外的时间，他跑去炼钢厂下生活，要么去法院跟着老法官办案子。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观，他认为作家并非不能强调自我，但基础是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他发现自己心里还是青少年时期被强烈灌输的“天下为重” “民族大义” “国家大事”……从那时起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座右铭：“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后来一系列反腐小说诞生的内因。

中国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的波折，是一个他讲过很多遍的故事。1992年，已经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编剧的陆天明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本。他回忆，那时，反腐是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话题，陆天明觉得写什么都不如直接写老百姓关注的痛点和热点。

中国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剧照）。

闭门5个半月，他完成了《苍天在上》，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展现一位副省级干部的经济犯罪。交上去，几个部门审查意见很统一：戏是好戏，但需要修改：一是剧名不行，不能是《苍天在上》；二是反面人物不能写到副省级；三是正面主角不能没有好结果。陆天明坚决不改，几经曲折，该剧1995年2月开拍，同年底播出。播出前没有宣传，主创们也是当天才知道。那天晚上，陆天明和几个主创守在电视机前，等《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播完，时钟走到8点整，片头音乐响起，推出片名，他们全哭了。

这部极富开创意义的中国首部反腐剧，引起巨大轰动，在央视黄金档播出时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39％，至今也极难超越。陆天明老家有人打电话对他说，“现在犯罪率都降低了，因为小偷也要回家看《苍天在上》。”

在这之后，陆天明一次次采访检察院、警察、商人，甚至是省委书记，连续推出《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等反腐作品，每一部都有新的思考。《苍天在上》的反面人物天生就是坏蛋，《大雪无痕》中他不再把腐败的产生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是体制的不完善，到了《高纬度战栗》，他认为腐败固然有个人和体制的原因，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社会温床对产生腐败的巨大负作用。

这些作品无一不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但文学圈对此却反应矜持。有一次，陆天明在一个文学圈内的会上被选中作为中年作家代表发言，一个会议组织者对他说：“陆天明，这会议在北京开所以让你发言，如果是全国范围选，我们就不会选你。”

陆天明感慨：“那时候有些朋友颇瞧不上写电视剧的作家，认为他们做的不是纯文学，不够‘阳春白雪’，但影视能让作品直接进入广大民众的视野，让我意识到写作不能脱离社会。”

对于现实，在每个人眼里都不太一样，听说有人评价他是主旋律，他并不否认。他不否认单纯写“官场现形记”也可以写出优秀的有价值的作品。就像《红楼梦》也只是描写了四大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而没有给出路，这丝毫无损于《红楼梦》的价值。今天的作家仍然可以这样写，古典现实主义的写法依然有意义，但他认为今天的作家最好能写出带有时代特性的深度和新意，不能仅仅满足于现象的描述。

有没有可能更犀利一点？更犀利一点的作家当然应该有，但陆天明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尚未有人写腐败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自己在另一个层面上已经回归了青年时代的初心。

“半度人”

陆川对父亲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印象极深——《桑那高地的太阳》的主人公知青谢平在荒原上独自面对独狼，让他想起杰克·伦敦的小说《白牙》，这是极致的人性与荒野、自然之间的对抗，也有个体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他觉得谢平跟父亲在灵魂上有重大交集，尊重体制但是觉得体制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陆天明有些倔劲儿，曾经公开表示不应该让那么些优秀作家去当大大小小的作协官员——“现在我们不缺官，缺的是好的作家和作品。”他一辈子是编剧、作家，多年当选作协主席团委员，但他笑着说，这个委员不管事，开会的时候台上坐一坐，开完会就走了。当年《苍天在上》被几个部门要求修改，他怎么都不肯屈服。陆川考电影学院研究生，他也不愿走关系，那时他有个好朋友就是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偶然看到了陆川的名字，打电话给陆天明：“哎，你儿子考我这个导演系，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啊？”

“没必要走后门去搞艺术。”陆天明说，“艺术这东西靠爹妈是不行的。”他的倔里有理性。他喜欢分寸感，生活中他不干预儿子的生活和创作。“上了年纪就要有这个自觉，他们电影界的事情我根本搭不上话。当个好爸爸、好爷爷，别的事情就不要插手。”创作上，“反映现实归反映现实，但是要有一个分寸。不能‘倒洗澡水连孩子都倒掉了’。”他不喜欢太黑暗的作品，生活已经足够沉重，非要在最阴暗的地方挖伤疤，在他看来这不是本事，而是发泄情绪，作家的眼睛应该向前看，给人以希望。

为一代人立传，有个最大的难处就是，“完全写真了是行不通的，掺假了更不行。”因此，他用五年的时间来为《幸存者》做准备，又用六年时间写了三部曲之二《沿途》。

陆天明作品《幸存者》与《沿途》。

《桑那高地的太阳》里，对边疆全力奉献赤诚却一次次被他所依赖、热爱的人们打翻在地的“谢平”，的确是陆天明掏心掏肺把自己化在了其中的人物，所以新书《幸存者》《沿途》中，主人公又使用了这个名字。陆天明回忆：“写作时，那些过往、经历都冒了出来，经常是写着写着，眼圈就红了。”他给自己定下两个原则：一是真实，不跟着别人的调子走；二要避免片面和偏激，也就是要以正确的判断写出来。长期游走在“当年的我”与“站在正确客观角度呈现的我”之间，他常常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在小说里，生活让谢平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变。如何顺势而为，又如何坚守？谢平有个笔名叫半度人——“我们都不完美……都是半度人。”在陆天明的笔下，面对理想主义时，也并非只有两种结果——信仰或者不信仰，人们无法获取终极真理，但总在接近真理的沿途中，这是另一层面的“半度人”。

写完《沿途》，陆天明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因不能久坐，朋友送给他一个升降写字台，站着写，写一阵儿就活动活动。

陆川曾在微博上回忆父亲的写作生涯：每天半夜两三点爬起来写，写到天亮，出去跑步，回来洗个冷水澡，然后写上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早早休息……老爷子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陆天明给自己制订了更科学的作息时间，早晨四五点起床，白天写作，晚上9点钟准时上床睡觉，原则是不开夜车。为了保重身体，“我还要写完第三部呢！”三部曲的前两部一共用去11年，他希望最后一部不会那么久。

在陆天明眼中，自己这代人尽管真实流血的并不算多，但从抽象的意义上、形而上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吐了“血”，这个“血”他现在要呈现出来。尽管他认为自己所说的“理想主义”应该打上引号，因为不一定科学，也不一定客观，但确实是理想主义的一种，也真实存在过。所以，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们这一代人，他还是选择要做个“理想主义者”。

发于2023.9.4总第110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理想主义者”陆天明

[本文转自仇朝权随笔_“理想主义者”陆天明](https://zawen.net/post/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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